大诗人研究热。唐代大诗人研究，近几十年来成果丰硕，如王梵志、寒山、拾得、杨炯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陈子昂、张说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孟郊、贾岛、贯休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韩偓等，均有首创性的注释本。而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杜牧等，则有吸收旧注之长、后出转精的新注本问世，且呈现出综合研究的趋势。如白居易研究，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笺校》首次对白居易集作了笺释与校勘，用力甚勤，收获亦多。其《白居易年谱》与《笺校》相辅相成。此后，谢思炜出版了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《白居易文集校注》。谢注的一大特色是采录了日本金泽文库等数种白居易集，扩大了校勘的范围，丰富、充实了白居易诗文注释的内容。青年学者陈才智整理出版的《白居易资料新编》，共汇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则评论资料，参考书籍3500余种，其字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白居易卷》的20倍左右。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不懈努力，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备，也大大突破了过去只重其讽喻诗、只讨论其人民性的局面，取得了多方面进展。再如李白诗集，宋人杨齐贤、元人萧士赟、清人王琦先后为其作注。当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，其《李白诗文系年》《李白诗论丛》虽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，但真正产生影响是在80年代之后。这两本书是当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，而他在此基础上主编完成的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则是一部集李白诗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。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白集校注》吸收了《李白诗文系年》的成果精髓。安旗主编的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、郁贤皓的《李白丛考》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亦多创获。周勋初的《李白评传》《诗仙李白之谜》，内容十分精彩。裴斐等人主编的《李白资料汇编》，为李白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。刘学锴、余恕诚毕生从事李商隐研究，他们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集古今李商隐诗歌注解之大成，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《李商隐资料汇编》则为新创，另著有《李商隐诗歌研究》《李商隐传论》《李商隐诗歌接受史》等。有学者认为，刘、余二位的李商隐研究，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格局，使得李商隐由原来文学史的一节，变成了现在的一章。

本文转自：光明日报

新方法热。“老三论”“新三论”、符号美学、新批评、阐释学、接受美学等新方法、新理论，对唐诗研究也有较大影响。这对于解放思想、开阔视野，有一定积极意义。如董乃斌的《李商隐诗的语象—符号系统分析》、陈伯海的《意象艺术与唐诗》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诗；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“文本细读法”研讨杜诗；傅道彬的《晚唐钟声》借鉴原型批评方法。但新理论的运用，一定要与中国传统理论及唐诗创作实践相结合，否则就会成为两张皮，这是要深以为戒的。近年来，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唐诗，也出现了较多成果，如陈文忠的《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》，从理念与方法、经典作品阐释史、创作影响史等方面，对接受美学理论的中国化，作了有益探讨，并对《黄鹤楼》等唐诗名篇的接受史进行个案研究。以唐代大诗人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，数量亦较为可观。而域外汉籍的唐诗辑佚及其研究，近年来也颇为活跃。如东亚各国，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，大量汉籍早已传入这些国家，有些是中土已失传的文献，有些则与中土版本不同，足资比较与参考。这些国家的诗人、学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诗的成果，有的也有较高水平，至少有文献价值。欧美诸国则因种种原因，保存了不少我国大陆稀见的唐诗资料，充分利用这些材料，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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